姜文在1990年代中期拍了一部表现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北京军区大院里“动物凶猛”生活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有一位形象萎琐、并被电影锁定为抨击对像的中学历史老师，他撇着大嘴给一帮半大孩子讲“中俄尼不楚条约”的样子永远让人难忘。

在此之前更远，在海岩编剧的电视剧《便衣警察》和尤小刚导演的电视剧《凯旋在子夜》里有两个形象更为萎琐的家伙，一个是小偷，一个越南特务，他们出来的意义只是为了衬托主人公的高大伟岸，他们最后的命运不是接受正义的审判就是受到子弹的审判。

这几个萎琐男的饰演者都是眼前《唐山大地震》的导演冯小刚。

沉着而勇毅的《唐山大地震》今天终于迈出了第一步，但，这部电影不应只纯粹作为一部商业电影被热炒和纠结半个月、1个月或者两个月就结束了，因为，当我们今天突然因了这部电影想起那场曾经堪称巨大灾难的唐山地震已经发生过34年的时候，更想到其实这“34”的数字里包含的不只是大地震，或者说，其实大地震只是“34”这个数字所包含的真正意义的很小一部分，伟人殁，河山堕，万夫劫，政局变――它的真正含义肯定是一座尚未开采的历史宝矿，就看谁有本事有胆量开采它。

　　当然，它也急着需要人来开采。

　　1976年时，我刚刚7岁，上学的年纪。

　　我记得，当时农村孩子上学，每年的学费只有2元。

　　那时的少先队还叫红小兵，共青团还叫红卫兵。

　　那时的行政首长还叫革委会主任。

　　但更多更多的，关于34年前的中国的那些年代，都还只能用另一个字解读：

　　谜。